朱祐樘在户部增设通财司和盐典司已经有三年多了。
这件事他考虑了很久，这是他对大明江山治理方略的一次谨慎的试探。
他原以为这件事对朝廷官员的利益并无损害，某种意义上，这增加了户部的职权和官员的收入，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阻碍。
然而他并没有想到的是，这样一个似乎微不足道的变革竟然也遭遇到了不小的阻力。
督察院的御史们以为这是与民争利，民间钱庄办得好好的，官府根本不懂其中运转，凑什么热闹？
事实上，这一次御史所说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。通财司设置以来，官办、民办钱庄并行，有些藩司（行省）官员思路活泛，比如浙江布政使就推行相当积极，派遣官员专门办理此事，鼓励民间在官办通财庄典当周转，在有官府背书的情况下，倒是颇见成效；但这却勾起了当地镇守太监的红眼病，跟朝廷奏疏请求参与；
但镇守太监贪鄙成性，不说对钱财之事一窍不通，却爱指手画脚，可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没几天杭州的通财庄官员就没了心气儿，消极怠工起来了；
而有的藩司遇到的阻力就大的多了，比如山西，那里本就是民办钱庄的老巢，各商人合伙给通财庄做局，前几日存放了上万两黄金，等官庄转运流转，就立即挤兑，几乎导致了官办钱庄的破产，闹出事来。
朱祐樘连夜派户部左侍郎邱濬赶往山西，同山西巡抚马文升一同处理此事，才总算有惊无险的把事情压了下去。
盐典司就更麻烦些，根据“开中法”，边商每年根据边境守卫官兵所需粮草，把粮食运到边境换取盐引，然后到指定盐场支盐，再到指定区域卖盐。
但盐典司的出现使“开中法”几乎废止，朱祐樘原本的想法是，盐务官营，赚下的钱发放给边境官兵边补就是，这样边商运粮到边境去卖，同样利润不菲。
然而，他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，盐务的官营成了两头贪腐，一头是营运盐务的官员，一头是拿着补贴的边军将领，士兵根本拿不出足够的钱去买粮食，相对而言，蒙古人给的价码要高出一大截，所以，边商宁愿冒险把粮食布匹卖给蒙古人。
这两件事让朱祐樘彻底明白了治国之难，自己的布局在这个时代似乎寸失去了存在的土壤，一方面是人才缺失，另一方面则是社会背景的复杂。
对于这两件事，朱佑樘想来想去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的灵丹妙药，只能有表及里慢慢来办了。
他的想法是从吏治入手，一方面开科取士，选拔一批真正有真才实学的年轻人来实现自己的想法；另一方面，他准备从商人之中选拔一些人充实到“通财司”和“盐典司”中去。
这样既能让有本事做好这件事的人得其位，也能消除一部分来自商人的阻力。
因此，当官员上奏请求撤销传俸官的时候，他罕见的成了簇拥派，这一方面令李孜省为首的传奉官们颇为惊讶，更令朝廷大臣们也很是不解，其中就包括了刘大夏和李东阳。
他们哪里明白，传奉官是朱佑樘为在民间选拔官员留的口子。
当然，这件事朱佑樘也不能跟他们解释什么，只能默默承受着那些所谓太子铁杆的失望给自己带来的压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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