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课后陆正冕匆忙地赶到了谢国光的办公室。一路上他还在担心是不是学校要对他们作弄赵厚安的事情“找后账”，结果他的担心多余了。谢国光的办公室里坐着一位客人，安国公陆博思。
而陆博思这次前往江宁并非全为长子而来。而是作为朝廷调查团的一员，赶赴江宁查案的，只是顺道看看陆正冕的生活和学习情况。
这也是上次“证交所风潮”所带来的另一个“后果”。一方面赵肃回京的第二天，黔国公陈实先等一众亲贵便赶了过来，痛陈事情经过希望瑞王出头为他们做主。另一方面朝廷的户部无论是出于与钱商票号的关联，还是自身的利害都不希望将此事扩大。围绕此事双方你来我往，反倒引发出了几方势力的明争暗斗来。
当年在岳先生的倡导下，加上大宋对商人的打压本就没有汉唐严厉，重商主义自然而然的深入人心了。但事物发展必定有其规律性，商人地位的提高后出于各种原因，势必会找寻自身的靠山或代言人，这种情况下官僚集团就成了此辈的首选。
其实这也有商人不得已的苦衷，大宋从不禁止土地兼并，而皇亲勋贵在这方面又有着先天的条件，所以时至今日大地主，以及国有垄断行业基本就都被贵族把持了，作为重农主义的“天敌”，重商主义的商人买办不去寻找官僚的庇护，又能找谁？
双方各自报团取暖，等“暖和”过来后才发现原来对面的东西也很不错哦！于是你来我往互有胜负，但碍于各自都已成了“气候”，谁也不能将对方一口吞下，所以也就相安无事，维持着最基本的平衡。
这次两方都坚持“以事实为依据，以律法为绳墨”，一个坚持公债发行、兑现都是有着严格的规章，另一个则坚持票号盗取重大信息操纵市场，已经违法。
说法虽然“冠冕堂皇”，但这背后隐藏的小心思皇帝却看的一清二楚。大家在各自的领域内年深日久，早就存着重新划分“势力范围”的心思，这次正好借助“吐蕃公债”引起的风潮，将积压多时的矛盾暴露了出来。
相持不下而“圣意”又无法裁决，加上百姓自发组织的“请愿团”多次递交请愿书，最终皇帝决定成立调查团，彻查此事。
因为此事牵扯极广，涉及多个部门且案情极重，所以调查团最终由户部、兵部、刑部等各部尚书组成，“贵族会议”派出代表监督调查结果。勋戚选出的代表是陈实先，而陆博思则是出于皇帝的钦定，与调查团一同会办此案。皇帝特意出“中旨”要求陆博思一同前往，取得就是他为人公正，对这两方都没有特别偏袒的地方，也便于从中协调、维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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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所以不在京城调查，而选在了江宁，是因为案件中最大的“嫌疑人”，也就是瑞王提供材料中排名第一的阎钟敏，此时正在江宁军校担任辎重科的教官。他本是此次吐蕃远征军的后勤军需官，大军班师后他就递交了申请报告，说明因为高原作战身体受损，希望能调离本岗转为文职服役。
阎钟敏并没有说谎，这次战役因为冻伤严重，右脚被切去了四根脚趾，已经不适合第一线作战了。鉴于他从军多年经验丰富，所以申请一递上去便有了批复，安排他到江宁军校担任教官。
调查团办案自然可以发出“驾帖”，将涉案人员传到刑部的“提牢厅”问话，但此案干系重大，京师与江宁相距千里一旦中途有变不堪设想，所以决定几个主要的负责人，分别以各种借口出京公干，然后突然转向在江宁聚齐，准备在军校就地来一出“三堂会审”。
到了学校借用院长的办公室，一切安排妥当吩咐人将阎钟敏请了来，只说院长召见。阎钟敏一进门就有卫兵将房门关上，把他弄得极是莫名其妙。
首先开口的是兵部尚书刘石山，他是阎钟敏的本部堂官有话尽可只说，完全是上司命令的口吻，将传唤阎钟敏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。兵部执掌军官遴选和兵籍、军机，以及军政，地位等同“国防部”。因为朝廷凡有大的征伐，必定是由亲贵典兵，所以在六部中唯有它与贵族会议走的极近，在对待亲贵的态度上，与其他五部又有所不同了。
“阎钟敏，事情原委你的本部堂官说的很清楚了，你可还有不明白的地方？”，刘石山说完，刑部尚书何桥紧跟着问道。这在事先已经安排好了的，他是多年的刑名老手，查案问话自有一套独特的手法。
“回大人，刘部堂的话职部听得一清二楚，但不明白这与职部有何干系？”阎钟敏面带“疑惑”的说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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