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盛宴”之后自是一阵的萧索寂寞，但此次到来的却是一阵“疾风暴雨”，三天后宋军大胜的消息到了，不仅是大胜而且还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大量金银。
对于大批的散户而言，这个消息比瑞王失联的消息还要坏！手中的债券只要再坚持几天，不仅能保住了本金，由此产生的“溢价”甚至不知能高出之前的几许，这让人情何以堪！而更加严重的是很多升斗小民，是拿出全付身家“下场”的，如此一来破家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了。
于是乎历次庆祝大胜的“靖安大街”提灯夜游，也自然就被百姓冲砸“京师证券所”取代了。在打砸过程中，因为“八大汇”获利最重，“暴民”中不知是谁喊了句：“一定是‘八大鬼’搞得名堂！”，此言一出大家都觉有理，于是分出一批身强力壮的人来，直奔前门大街上“八大汇”的铺面而去。
到了地方不由分说又是一阵打砸，混在人群中的“花胳膊”也趁机浑水摸鱼，将柜内的钱钞“顺”走了不少。百姓自南而北一路“砸”来，砸到第四家时，五城兵马司的兵丁终于赶到了，挥舞木棒驱散人群，一阵狼奔豕突过后地上躺了一片的伤者，其中十几人明显已经没了呼吸。
消息传进皇宫，弘景皇帝赵佑正在更换衣服准备登午门受朝贺呢，因为征伐吐蕃已克全功，所以这次他准备穿上代表帝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“大元帅服”，衣服刚换好前门大街的消息就到了。
皇帝是个极宽厚的人颇类仁宗，闻报当即大急忙令侍从官传谕“切勿伤害朕的子民”，但已经晚了！深夜京师戒严、九城关闭，一直折腾到第三天傍晚事态才稍有平息。但积压在百姓心中的愤懑终究还是无法消除的。
事情虽然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被消弭于无形，但这也就仅限于表面，由钱业行会引发的风潮已然波及到了朝堂。原来在这次的事件中“受创”不仅仅只是那些升斗小民，里面还夹杂着大量的皇亲、勋贵，这群人收到消息也仅仅比寻常百姓早了两个多小时，仓皇之间尽力挽救但也只是将损失略减而已，事后得知钱业公会抄底成功大发其财，这一口气无论如何就咽不下去了。
国人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的毛病并不会因人是贩夫走卒，抑或皇亲国戚就有所不同，于是在黔国公陈实先的提议下，大家齐聚西山的贵族会议公所商量办法。
这陈实先祖上就是端宗朝的右相陈宜中，当年陈宜中眼见端宗死于雷州湾心下绝望，借口占城借兵远遁海外，事后得知岳先生、陆秀夫等人力挽狂澜，于是带着招募的两百人马也赶到了海南。他归来之时恰逢朝廷用人之际，陈宜中及时“归队”而未做贰臣，所以朝廷上下也就没有过多的苛责仍委以重任。但一个“看风使舵、首鼠两端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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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印象总是抹不掉了。
而这陈实先颇有家祖“遗风”惯会投机取巧，这次眼见自己的钱都“落入”八大汇的口袋，索性就跳出来“振臂一呼”，号召皇亲勋贵向那般吸食民脂民膏的“钱串子”们要个说法。
大宋经过岳、陆等人联手光复北地、再创中兴后，有感于朝政败坏、奸人专权，所以很下了一番精力整顿朝纲，但在此过程中当政者却出现了分歧，岳先生提议的三权分置、还政于民的构想被认为是行事过于激进，而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，后来岳先生的一心求去多少也是因为这方面的影响。
但他留下的思想却受到了以陆秀夫为首很大一批人的推崇，在以后数百年的时间里，各个阶层、团体遇事抱团，为自己所处的组织发声，慢慢就演化成了一种“三方会议”的议事形式，遇有大事则由皇帝下诏召集会议“定国是”。
这三方分别是皇亲勋贵组成的“贵族会议”、朝廷行政官员组成的“行政会议”，以及由众多的诸如钱业行会、运输行会、纺织行会、石匠行会、农人行会等组成的“联合会议”。
虽然未实现岳先生生前的三权分置，但“行政会议”负责朝廷大政的制定、实施，而“贵族会议”负责监察施政，以及军事行动，很像监察院兼总参谋部的味道。这样权柄分离、相互制衡，再加上民间行会的参与，多少也起到凝聚民心的作用。
“三方会议”自创设以来，在国家遇有危难之时也召开过几次，每次都能上下一心、共度难关。只是目前天下大定四海升平，三方很少共议，而是遇事只在本方的会议内部协商处理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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